[13]在孟德斯鸠之后，卢梭为宪法这一概念内涵的发展和定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不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人大常委会对两院工作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形式，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监督制度，重点解决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至于……涉法涉诉问题，……作为（地方人大）启动两院内部监督机制的一个渠道，起了积极作用。苗连营教授也指出，由于我国宪法尚未得到真正的适用。
[91]此外，该法专门确立了管辖权不明情况下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或者指定移送管辖的规则。彭真就让同行的法工委同志过来，让他读宪法第41条……。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政治局势以及东欧剧变的影响，执政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修改宪法的态度突然转向。财政包干制的财政分权模式充分调动和加强了地方吸取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和能力，使地方财政在总体上出现稳定增长的势头。这一立场在四次宪法修改过程中都被反复地加以强调。
常态化监督机制的缺位为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开辟了一条通途。[108]同时，该法也设定了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类似的法律责任。早在八届全国人大期间，个案监督就已出现在监督法草案中。
在立法管辖权模糊的情况下，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体系是无法得到有效维持的。[35]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参见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这一探索旨在回应如下问题：宪法文本及其31条修正案能否代表我国宪法制度的全貌？在对宪法实施30年来制度建设成果发表评论时，宪法文本及修正案是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全部对象？在宪法修正案之外，我国宪法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保持其文本稳定性的同时适应社会发展而进行制度创新和调试的？（二）学术综述对于现行宪法发展过程及现状的描述和评价，学界大致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径路。
这样的辨析作业有助于确定哪些包含法律的条文可以被认定为法律保留规范。另参见夏莉娜：顾昂然：立法实践中成长的法学家，《中国人大》2011年第14期。
[86]参见《立法法》第8条第（八）项。而那些可改可不改的内容，应当以不改为好。该法对地方立法的行政许可设定权设置了两个方面重要限制。[32]时至今日，行政诉讼制度在保障人权、促进依法行政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
这一领域的制度空白先后由《律师法》和《监督法》填补而成。[69]为此，全国人大于2000年通过了《立法法》，以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90]参见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9条。[51]此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规划将个案监督纳入到有关司法监督的单项决定中，[52]而且其他数稿《监督法》草案中也依然保留着这部分内容。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动用宪法解释权为全国人大及其自身的立法作合宪性说明和辩解。[95]移送管辖的规则却略有不同。
本文旨在加入这一学术行列并拟就现行宪法变迁和发展的模式进一步展开探索。事实上，与宪法修改及解释相比，立法也具备几个方面的制度优势。
[60]参见《宪法》第67条第（一）、（二）、（三）、（四）项。该法第二章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将政府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作为规范对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事实上，在修宪过程中，听取学者的意见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而学者也可以借此对修宪决策产生影响。其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宪法所确立的原则。在改革之风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高层领导将改革视为第一要务，因此在处理改革与法律的关系上将天平倾向于前者。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宪法修改，还是宪法解释都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变迁功能。
[158]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宪法解释（裁判）机构的韩国宪法法院和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之所以在宪法变迁中承担更为积极和重要的角色部分是由于其立法机构尚不成熟。尽管日本宪法自1947年以来从未通过修正案被正式修改，然而越来越多的具有重大宪法意义的实质性改革却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得以实现。
[55]《监督法》对个案监督的处理结果将人大与法院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化，也在事实上巩固和夯实了审判独立的原则。一些立法完全填补了宪法文本所留下的制度空白，丰富了宪法性制度的外延。
[100]该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市场制度和法规建设，坚决打破条条块块的分割、封锁和垄断，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多元且平衡的发展方式可能更有利于确保我国宪法的长期稳定发展。
为此，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其中第二项任务便是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以便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22]从文本观察，现行宪法仅仅笼统地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但并未明确其审判权究竟能够延伸至哪些类型的案件。第59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然而，与修改宪法不同的是，现行宪法并未为解释宪法提供必要的、可操作的制度细节，诸如谁负责提出解释宪法，如何解释宪法，程序如何，解释的效力[13]等关键要素均语焉不详。
[101]次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102]。其次，地方财政收支的包干基数，按照上述划分收支的范围，以1979年财政收支预计执行数为基础计算确定。
这使得法律制度的变迁较少受到各种政策的影响，以便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制度的变革。《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审议情况的说明》（1999年3月14日）。
四、立法何以成为发展宪法的主流方式？尽管宪法文本提供了三种平行的发展完善的程序和路径、尽管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被认为更为主流的发展方式，但立法却在程序竞争中最终脱颖而出，成为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变迁途径。[103]《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二款。
[47]因此，最终《律师法》做出了如下规定：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职期间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他们的共识是，宪法解释权虚置的原因在于：①缺乏可操作的程序。[83]对这样的立法安排，财政部长刘仲藜解释道，分税制的具体内容，法律中不宜作详细规定，由国务院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以明确。1998年，即将离任的田纪云副委员长代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提出，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对宪法监督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第130条第三款（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第三部分将重点阐述若干重要立法对完善横向、纵向权力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协调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参见前注（6]，韩大元、王贵松文。[32]参见《行政诉讼法》第5、 54条。
[123]王汉斌：关于宪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在驻京单位军级以上干部法制教育座谈会上的报告），载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97、398页。[122]1992年，王汉斌副委员长再次指出，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动乱‘精英提出的修改宪法的种种谬论和后来发生的那场动乱、暴乱是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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